幼年记忆

我对房子的最初记忆，是位于山丹河畔的几间低矮、破败、孤单的土坯房。

说它破败是一个画面留在脑海里几十年了抹不去。记得睡房正中有一根碗口粗的木柱顶在横梁上，以防横梁突然断裂。那时我还没有上小学，生活经验的缺失无法判断横梁是否承担起屋顶的重量，也不知道屋顶塌下来会咋样，只是有一个清晰的记忆：就是屋顶有一处凹下来了，每到夏秋两季下雨的时候，那里总是率先漏雨，需要用家里的一口敞口铁锅去接，而且随时关注接满了要立即泼到院子里去，以免溢到地下。其他漏在土炕上的地方就动员全家所有的瓦罐、盆子（一般是笨重的瓷盆）或是大碗去接了。这样的日子要是白天还好说，要是赶在晚上，全家人只能蜷缩在拐角里，一边骂老天一边挨到天亮.

说它低矮、孤单跟幼年时所受的惊吓密不可分。记得有一次夜晚我去撒尿，先是迷迷糊糊地跑到了茅厕边，正在进行时，借着月光猛然看到狗一样的一只动物轻易的跃过院墙跑了。后来听大人们说山丹河畔常有狼出没，而且有家畜或家禽被叼走了的事情发生。从此，我一个人在夜间再不敢单独出门。还有一天午后，父母和大哥上班（就是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走了，二哥还没放学回来。家里只有我和姐姐两个人在看家。我们收拾好了前后门就在院子里玩。其间，有人喊我们开门，我们扒到门缝一看，原来是叫花子。根据大人叮嘱，不认识的人不要开门，我们就没开。可是叫花子就是不走，而且还剧烈的摇晃街门，甚至用小树枝从门缝里插进来试图挑开门闩。我和姐姐一边从里推住门，一边大声的哭喊呼救，可是有啥用呢？我们家是单独的一户，周围没有邻居，干活的人又不在附近，这愈加让叫花子胆大，接着他就妄为——从院墙翻了进来，把一些榛子和小米抢跑了。我和姐姐试图拽着不让他走，可是在恐惧和不堪一击下，我们很轻易的就被他弄得人仰马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把粮食抢走。等楞过神来后，我和姐姐到田里找到了父母，他们就和其他的社员分头去追，但是毫无所获。气急败坏的父母就拿我们出气，免不了一顿暴揍。

于是在幼小的记忆里，房子遮风挡雨的功能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安全。当然这里的安全是保护功能，如果不能遮风挡雨的房子肯定不安全。

在这样的房子里我生活到上小学。

童年磨难

我上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终于要修新房子了。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在农村哪家要是修房子，生产队会调一些社员来帮忙，比如脱土坯、砌墙、盖顶棚这些活人少了根本无法完成。但是自家还得请匠人做门窗、上梁、整理檩条、椽子等。这样就得给调来的人管吃喝，给请来的匠人还要发工钱。那时的口粮是一切生活必需品中最最重要的物资，记得家里没有现钱给匠人，就得用粮食代替。所以为了口粮，尽量少请人帮忙，因此一放学，我们就搬土坯，刮椽子、檩条，运泥土等等。凡是能自己干的活都自己干，实在需要大量人力干的活才请人。尽管这样节俭，修一次房子需要节衣缩食积攒几年的钱粮，还得再向亲戚朋友借。所以当时农村流行一句话：“修房打墙，吃的是余粮，花的是余钱。”

这次修房子让全家元气大伤，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口粮的严重不足。此后全家人便天天体验着食不果腹的滋味，随着季节的变换，吃遍了能吃的所有野菜。在我们兄弟姐妹上学的日子里，从没有拿一个整馍的记忆。常常是用煮熟的胡萝卜或甜菜代替午餐，到下学时“肠委员”和“肚委员”相互吵架已是家常便饭。新衣服在记忆中几乎是空白。

过了三年，我上到五年级生活稍稍好转的时候，一件更不幸的事再次降临到了我们头上。

一天下午我放学后， 早早就看到我们家周围有很多人。原来是我们的房子旁边要修三号乡村路，东西坐向的房子，北半边恰好在规划好的路上，所以公社（乡政府的前身）派民兵来拆我们家的房子。当时房子的顶棚已被揭去，屋里的柜子等物品被抬得乱七八糟，上面都已落了厚厚一层尘土。十几个民兵正合力推墙。我背着书包，看到父亲和母亲坐在门槛上无助的摸眼泪，他们面对突然降临的变故不能表示出丝毫的反对，甚至不敢轻声啜泣。

还没住够三年的房子被无端的拆去了大半边，如同地震一样的灾难再次把我们全家打入到最艰难的境地。干面和馍馍这样的食物基本在日常饮食中消失，杂物和人共同挤在一间大房子里，那情形可想而知。

转眼，大哥要成家了，可是女方家一看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房子，谁还愿意把姑娘嫁过来受罪呢？一气之下，父亲决定再次修房。从我小学未毕业开始运土垫宅基地到房子修好的时候，我上完了初一。其间请假或者旷课干活是常有的事，为此没少受老师的批评。不过这都是次要的，最艰辛的是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干重活，尤其是吃不饱造成营养不良，使我十个手指头的指甲皮严重凹陷，夜里时常四肢抽筋，痛苦嚎叫着半夜就醒来，等用力搓一会腿脚才渐渐恢复正常，这当然严重的影响了正常身体发育，以至于初三上完考师范体检时我的体重刚刚40千克。

成年磨砺

在第三处房子里，大哥二哥相继成家，我上完了初中，考上了师范，并参加了工作。

就在一切都感觉顺利的时候，正月里一个冬日的下午，从我二哥睡房的炕洞里喷出的一股火，点燃了后院，火势足足燃烧了两个小时，把后院的一切烧了个精光。在乡邻们的帮助下，人住的房子总算幸免于难。可是作为庄稼人，所有的农具、牲畜、草料一无所有，无异于断了手臂的残疾人。

那年我父亲已过花甲之年，虽说年事已高，但作为父亲的责任，还没有给我成家，也就代表着一辈子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无一技之长的父亲毫无选择的只能靠种地播种希望。然而遭此横祸，父亲备受打击，一米八几的个头立刻显得矮了几分。这真如那句俗语“老骨头上受伤”。

不种庄稼的人无法体会那时我们的难处。只要一干活，就得向别人张嘴借农具，一次两次别人很爽快，可是次数一多，要么得看人脸色、要么就会遭到婉拒。再说，庄稼人都是按节气劳作的，当自家有活的时候，别人家也的确有活，遭到拒绝也在情理之中。就这样一边要种地，一边还得置办农具，家里仅有的那点“财产”被大哥和二哥先后分家后所剩无几，再加上残破的院落，父母亲为我的成家问题成天发愁。

更雪上加霜的是农村实行责任承包制后，我们那个社被分成了两个社（在农业生产合作化之前，我们原本就是两个社），我们被分到了另一个社，而后随着居民点的重新划分，即使是残破的院落，我们也住不下去了。作为权宜之计，我们和另一个队一户人家达成协议，他们把房子的顶棚拆去，我们再在人家的旧房子上盖新顶棚，而且我们还负责给人家脱两万土坯，买二千砖。那年我虽然已经成年，而且参加了工作，但不过是一个刚满二十岁，毫无生活阅历，工资不足七十元，没有一分积累的毛头小子。面对这一系列的难题，办法只有对付、将就。

住处是暂且有了，然而跟已经新规划到居民点的别人家的房子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在村人眼里，我们就是最穷的人。因为改革开放近十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在农村“万元户”已不是啥新鲜事，而我们由于受房子后遗症带来副作用的波及，依然长久的在贫困线上挣扎。日常生活中能吃顿肉依然是改善伙食的极大渴望。

不过让父亲庆幸的是我工作三年后成家了。虽然当时女方家的一些亲戚极力反对这门婚事，原因是我们家不但一无所有，而且我的工资是“磕大豆”的级别，姑娘嫁给我只有受罪的份，然而我岳父力排众议看好我，按现今的时髦词认定我是“潜力股”，绝不会一直徘徊在底层。我感激我岳父，同时也佩服他之所以率先成为“万元户”是他看人和物具有独到的眼光。

父亲的担当

转眼我也成为了父亲。再让妻子、孩子 、父母亲生活在平民窟一样的房子里，我真的自觉脸上无光。

二十四岁那年，我决定修房子。

为了做好准备，秋天庄稼收完之后，我每天一下班或者利用星期天（那时没有双休日）就去到自家地里倒土（把耕作层用铁锹翻到底部，把生土翻到上层）。到了冬天，我最迟在早晨六点钟就起床用架子车拉土，到八点吃过早饭后去上班，再有父亲接着拉几趟，等老婆奶过了孩子，她再接着拉到十点结束。就这样日复一日的做准备。到了来年的初夏，我们利用一切闲余时间打土坯、垫基础、剥树皮、拉砖块、砂石、刮檩条或椽子……总之，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事基本自己打理。然后把主体工程和木工活包给了别人，经过一年多持续不断的劳作，一座精致的上下布局的房子总算修好了。

在新建的房子里平静的生活了十年，在这十年间，不仅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人们的观念也得到了更新。在城市化的推动下，为了孩子能受到更好的教育，三十五岁那年，我不顾亲友的反对，于2000年下决心在金安苑小区购买了一套住房。尽管当时房价跟目前比显得很低，但是跟当时整个收入水平相比，几万元的房价还是让自己欠了一屁股的债务。

然而，生活的目标更明确了，生活更有盼头了。

所幸的是孩子没有辜负我们的期盼，高考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军校，为家里节省了一大笔开支 。随着他毕业和工作的稳定，成家已到了议事日程。作为父亲，理所当然的给他准备好了新房。

我时常坐在装修一新的房子里，回想自己的生活轨迹，感觉自己或许就是付出和劳作的命。对比自己成家和孩子成家的不同条件，除去时代因素，我觉得儿子是多么幸福。然而把自己创造的幸福延续给后代，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每个人的追求吗？

(甘州区马神庙街小学  罗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