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涤荡不去脑海的记忆；四万多个日月轮回，抹不平留存在心中的痕迹。抚今追昔，再平静的心也无法阻挡感念党恩的浪潮在胸中涌起。

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做人要费心呀/不受人欺负/不做牛和羊……

这首妇孺皆知的《读书郎》相信在半个多世纪的传唱里，激励过许多孩子用功读书，并改变命运。我学会唱其中的几句，虽不是童年时代，但父母在我童年时代对我的期望和歌词的内容如出一辙，因为有一天的见闻和发生的两个故事始终留在我的记忆里。

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天，我跟随父亲赶着毛驴车去进城。我们先走六、七公里曲折而又布满坑洼的乡村路，穿过火车站，经1955年修建而成的张火公路才能到达目的地。

那时的张火公路是一条很窄的石子路，而且不平整，架子车行驶起来随着毛驴的步子一颠一颠的，很不舒服。但比起推独轮车步行的、挑着两只筐行走的、或背东西进城的人要幸福得多。因为我看到挑筐的人中要么两筐都是满满的货物，要么一只筐里是瓜果，另一只筐里是一个小孩，他们和背东西的人一样，走一会就要歇一阵，问了父亲，才知道他们是进城卖自家货物的。在路上还看到有人吆喝着一头老牛拉着一架木轮大车，咯噔咯噔地往前走。它的个头比起架子车来虽然是庞然大物，但是没有一点现代工业的元素，完全是纯手工制造的原始运输工具，因此比起架子车来既笨又重，只有体格超大的牛才能驾驭得了。而最难驾驶的当属“胶轮马车”（俗称皮车），因为这样的一辆车少则要三匹多则五匹马充当畜力，没有娴熟的驾驶技术根本无法驾驭。其中辕马最为彪悍，梢子马根据所载货物的轻重可以数量不等，从梢子马到车尾的长度至少在七米，驾驶难度可想而知。这种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偏远城市和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在路上偶尔看到有人骑自行车，会让我十分羡慕，觉得他不仅富裕而且本领超前，不然两个轮子的车子他用脚一蹬，比我们的毛驴车不知轻快灵活多少倍，因此我每当看到有自行车经过，总是凝神目视良久，直到自行车消失在视野里。最时尚的人就是那些开解放卡车的，只随着一声喇叭响，就毫不费力地从我们身边一晃而过，消失在烟尘里。路人急忙躲避到一侧，父亲则牢牢地牵住惊恐的毛驴行驶在路边。

约莫走了四个小时终于进城了，我们在一处有几棵高大白杨树并宽敞的地方（后来才知道就是东街十字）歇脚，父亲让我看着毛驴车，他去办事。大约到了一点多吧，父亲把事办完了，就去到东街食堂买饭。我远远地瞅着父亲买饭的地方，只见吃饭的人还是比较多，甚至队都排到了门外面（因为那时食堂是国营单位，全城没几个）。父亲终于来了，可是只端了一碗饭。原来那时买饭是要粮票的，一碗臊面要二两粮票，否则，有钱也买不到饭。可是父亲只看到粮票上有个“1”，就以为是一斤粮票，结果售票员告诉他是一两的，按规定就连一碗饭也买不到。父亲无奈只好说好话，求售票员看在孩子的分上，卖给了他一碗。

“斤”和“两”，多么简单的两个字，但是父亲不认识它们，我当时无从知道父亲为了买到一碗饭忍受了多少屈辱，只是在渐渐长大的日子里觉得这个“斤”和“两”在当时汇集成了千钧巨石，劈头盖脸地在瞬间砸垮了一个男人的尊严，为了一碗饭，为了给自己的孩子第一次进城能吃一口饭，在众目睽睽下，他谦卑地不能直起腰板，把卑贱、屈辱、羞愧一股脑承担下来。

饭只有一碗，饿着肚子的人却有两个。父亲拿出从家里带来的馍让我吃，他背转身先吃臊面，吃了有一半的时候 ，他接过我手里的馍去吃，我接着吃臊面。那是我第一次吃食堂的饭，感到特别鲜美。细长的面，有肉丁的汤，还有其他汤料汇聚成喷香可口的臊面，吃起来别提多美味了。

饭吃完了，父亲去送碗。旁边一直注意我们吃饭的两个阿姨走过来用普通话问：“孩子，刚才的那个人是不是你爹？”我看到她们都带着金灿灿的手表，而且穿着不一般。“就是呀！”从没有和会说普通话的城里人交流过的我回答道。其中一个又问：“是不是你亲亲的爹？就是生你养你的爹？”我有些恐慌地仍然回答“是”。末了，另一个说：“走吧，这么小的孩子他知道啥是生你养你的！”临走又抛下一句：“孩子！记住：他不是你亲爹！长大了记着要找你亲爹！”

随着渐渐长大，我知道那两位阿姨当时并没坏心，只是在她们看到的情形中，父亲只买了一碗饭，并且先吃，这绝对是继父对养子的态度。

“粮票”和“继父”的记忆在我日后成长的日子里深深地刺痛了我。为了能让我吃到饭，一张粮票让一米八的父亲在大庭广众之下颜面尽失不说，还落得个在别人眼里只是一个继父的身份。

生在旧社会的父亲，没有机会学习文化，也许他只跟别人学会了几个阿拉伯数字，看到粮票上的“1”就认为是“一市斤”。这个误判把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让他对“文化”的渴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

转眼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

20世纪70年代初，农村小学下放到生产大队（村的前身），为了让本村的孩子及时接受教育，我们村腾出了几间仓库做教室，用集体粮换了农户家的供桌做课桌，用檩条做凳子，挑选了“知识青年”和本村有文化的人当老师，我在这样的“学校”顺利入学。等我上到三年级，完全小学正式建成，课桌、长条凳等基本设施已经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但是“粮票”和“继父”的记忆一直伴随我的整个求学时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相继读完初中并考上了张掖师范，参加工作后又先后自学到了大学专科和本科。以前生活离不开的粮票、布票、粮油供应证、肉票、火柴票……相继退出历史舞台。在上学和工作期间，曾经走过的张火公路不知又走了多少遍，但坑洼、窄小、泥泞、曲折都已成为历史，宽阔、平整、美观、亮丽才是它的新颜。曾经离不开的独轮车、木轮大车、皮车、架子车甚至后来风靡一时的手扶拖拉机、四轮拖拉机等承担过历史重任的运输工具都退出了这个大家庭。尤其是自行车再也不是令人羡慕的香饽饽，因为公共自行车随处可见，私家小汽车多到无处停放。张火公路及其行驶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变迁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发生质的飞跃的一个缩影。

随之发生巨变的是如今农民种地，不仅不交粮纳税，反倒有种粮补贴、退耕还林还草补贴，而且补贴在逐年提高，这样的好事自开天辟地以来农民们连做梦都没想到。因为自古道“养马的当差，种地的上粮”，这都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在新时代，在经济发展的今天，延续了几千年的“天经地义”却从此一去不复返了，这难道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种地不交粮反倒享受国家的补贴，自己的孩子受教育由国家买单，得病住院治疗由国家报销医药费，老人由国家下发养老补贴，等等。这些好事，也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后，每一个人才会享受到由于国家富强带来的福利。

“粮票”和“继父”的记忆，只是我生活的其中一个时代的印记，如同我血肉之躯的一份子再也抹不去，因此我时常讲给成长中的儿子听。如今儿子和儿媳都是研究生，而且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切身体会到我们家庭的巨变是新中国和党的教育政策，给我们一大批出生在文盲家庭的孩子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为此感念党恩，祖国的情愫在我心中与日俱增。

（甘州区马神庙街小学  罗光军）